抗日战争期间，同仁堂在极端的环境下艰难维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不断胜利，新中国建立的曙光已经显露。

此时乐氏家族的传人已经传到了乐松生手中。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一代四房乐季繁之孙，乐达义之子，曾在伯父乐达仁掌门的天津达仁堂历练，后回到北京同仁堂。他一方面兼任着天津达仁堂的副经理，一边在同仁堂参与管理。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

（乐松生）

新中国成立初，乐松生开始试办中药提炼厂，并聘请北大药学系教授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丸等产品，获得成功。

“公私合营”是建国初期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北京的解放给古老的同仁堂带来了新生。1956年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送上报喜信，祝贺公私合营改造成功。此后乐松生当选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乐松生成为成为全国工商界典型代表，与上海的荣毅仁齐名。

（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送上报喜信）

此外1956年，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传人乐崇熙，参与了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工作，很多乐家药方都被编入了《中华药典》

乐家的另一位第十三代传人乐崇光，在合作化前两年，即1954年就将自家的全部资产捐献给国家。当时国家没有政策，是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特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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